中欧社会论坛 - China Europa Forum三农问题与世纪反思
温铁军
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7）
如果把农民问题、农村和农业经济的微观研究，置于国家制度变迁和资源环境制约的前提之下，从国民经济发展的宏观高度看中国的问题，就可以形成一个研究农村制度问题的前提性的假设：中国的问题是“一个资源禀赋较差的发展中的农民国家，通过内向型自我积累追求被西方主导的工业化的发展问题”。在这个前提下讨论中国的“三农”问题，除了按照宪法原则应该遵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之外，需要借鉴和扬弃的理论主要是发展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根据这个前提，作者提出的研究思路初步构成了一个因果相关的发展过程：
——中国这个人均资源有限、小农经济高度分散的发展中人口大国，解放前农村就是以“两田制”和“两权分离”为土地制度的主要形式；造成农村衰败、农民革命的主要矛盾是工商业和金融资本在农业商品化进程中对小农经济的过量剥夺。
——解放后在地缘政治环境险恶和没有外部市场的国际环境压力下，特别是在朝鲜战争期间前苏联大规模在中国东北地区投资、短期内形成了国有军重工业基地之后，中央经过慎重研究，放弃了既定的“新民主主义”道路，选择了复制翻版式的重工业优先的国家工业化战略；但是，国家工业化只能从农业提取资本的原始积累，而政府与土改以后形成的分散小农经济之间交易成本过高，于是政府利用农地“产权残缺”的制度条件发动了农业集体化。
——重结构的工业必然产生“资本增密、排斥劳动”的内在机制，在前苏联停止对中国的投资之后，中国的“二五”计划于1958年暂停，也同时造成严重的国家财政赤字。于是，城市工业不仅不能吸纳就业，还要向外排斥城市新增劳动力，由此形成了包括“工农差别”的城乡对立的二元结构。这是中国工业化阶段留下的最大制度成本，也是中国的基本体制矛盾。在其制约下，农业人口不断增加，而且只能滞留在农村，资本流入城市工业，农业资源禀赋进一步恶化。
——国家通过人民公社政社合一和统购统销体制，确实能够强制完成“工农两大部类交换”，以剪刀差从农村提取积累，但却同时造成农业成本不断推高，相对收益下降；由于国家提取积累以后集体化内部人均农业剩余减少到难以维持简单再生产，不得不形成以社区人口的生存保障为先决的、体现成员权的分配原则，从而导致工分虚增而有效劳动投入的积极性下降，农村负债增加，国家在财政赤字增加的压力下减少了对农业的投入。因此，政府退出是农村集体化难以为继的主要原因。
——农民自发大包干再次按照社区人口均分土地，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实质是“均分制＋定额租”，由于村社集体替代政府退出之后提供农村公共品并承担对农民的社会保障的职能，因而体现“成员权”的土地集体所有制以“基本制度”的名义长期化，形成有中国特色的、农地产权两级结构的小农村社制。但这时地方政府主导的工业化兴起，仍然要从农业提取积累，而农户兼业经营、土地分割细碎，重新再现了政府与农民交易成本高的矛盾，表现为乡村公共组织膨胀和农民负担恶化，农产品流通和税费改革难以为继。
50年新中国制度变迁、25年农村改革和10年试验区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证明，只有在国家重新确立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前提下，通过深化农村第二步改革来加快城镇化改变外部条件，同时加强小农村社经济内部化制度建设。这二者并重推进，才可能在调整城乡关系的前提下改善农村经济结构、提高农业经营规模、实现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