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欧社会论坛 - China Europa Forum

陆　挺(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分校经济学系) & 刘小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摘自《企业改制模式和改制绩效——基于企业数据调查的经验分析》，《经济研究》2005年第6期

本文以上世纪90 年代后半期的企业调查数据为基础,通过建立经济计量模型来研究公有企业的改制绩效,通过相应的技术处理消除企业的各种先天因素或改制前固有的优势,试图测试改制是否能够确实激发出显著的效率效应。分析发现,向私有产权方向改制的企业效率得到显著提高;不同的改制模式是改制绩效的重要决定因素,经营者持大股从效率上来讲是最优的改制方式,而平均分配的股份合作制的改制方式则具有较差的业绩效果。我们还讨论了其原因,以及为什么中国现阶段特定制度环境下最优的公司治理结构是大股东控股。我们认为给定当前制度背景下,最佳的改革方案之一是股权向经营者集中,股权合理定价。因为只有市场的初次分配是有效率的,才能得到收入再分配的源泉。在此基础上,国家可通过各种税收设计,进行较为公平合理的收入再分配。

基本结论

本文的经济计量模型及其相应的技术处理主要是致力于消除企业的各种先天因素或改制前固有的态势或特征,试图测试改制是否能够确实激发出显著的效率效应。我们通过两种不同的绩效测定方式,通过两种不同的固定效应模型,通过ordered probit 模型,通过动态的变量处理,以及一系列的控制变量,来进行这种绩效的检验。然而,分析的结果表明,无论怎样消除外部环境影响以及历史因素影响,都消除不了产权改制的激励下所产生的绩效的显著性。

因此,通过对1994 —2000 年期间的五个城市的四个竞争性行业的抽样企业的分析表明,不同的企业改制模式给企业经营效率带来了不同的影响,向私有产权方向改制的企业效率得到提高。不同的改制模式是改制绩效的重要决定因素,经营者持大股从效率上来讲是较优的改制方式。实际上,在中国的渐进改制过程中,这一方式也是逐步推进的,是相对于平均持股的一种效益提升的方式,因而能够得到各级地方政府的普遍推广。

当然,我们并不试图以上述分析的结果来无限推广,任何真理都只存在于特定的领域和范围。中国之大,地区行业以及企业之多,都往往不是仅涉及到几百个企业的调查数据所能够覆盖到的,更不是一两个企业案例就能够全部说明的。但是,至少在我们所调查的典型领域,即竞争性行业以及多数为中小企业的范围内,这个研究的结论是可靠的,是有其重要意义的。

由于中国的改制面临的错综复杂的外部关系和特殊的意识形态环境,使得改制不得不在两难中进行艰难的选择。在改制的大潮中,鱼目混珠,泥沙俱下,人们难以区别改制的真正合理的内核与打着改革旗号的寻租腐败。我们的分析表明,民营化的改制推动了企业绩效提高,这个改制方向与改制模式是正确的,现在需要的是如何完善它,规范它,是要把改制的合理内核纳入到规范中去,让改制健康的发展,而不是陷入一规范就死,或陷入以平均主义来替代效率,或者一放又乱的境地。

最后,我们还从公司治理角度讨论了为什么我国现阶段特定制度环境下,经营者与股东比较一致的治理结构是较优的。分散持股的企业效率只有在国家的金融法律体系完善,金融监管达到一定水平时才能较好的实现。因此,只有不断的改进我国的金融法律体系,才能确保公平的股权权益,并提高我国的公司治理水平和企业效率。